就在1984年12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不久，行將撤離的英國人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執意在香港積極和懷有惡意地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去殖民化」工程。 從歷史上看，在對英國仍然「有利」的情況下， 英國人可以在其殖民地獨立前夕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可以通過啟動「去殖民化」進程來部署其殖民地的獨立，而其中的主要手段則是建立西敏寺(Westminster)政治制度、引入立法機關選舉、培植對英國友好的政黨和政治領袖、打擊當地的共產黨、激進組織和敵視英國的人士，並最終將權力移交給「親英」政治力量。
就香港而言，政治獨立從來都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因此，在香港漫長的殖民統治中，英國人從未嘗試將其「去殖民化」公式應用於香港。相反，當英國在1970年代末不忿氣地意識到必須在1997年將香港歸還中國時，它必須找到一種新穎的方式來「光榮撤退」，讓其對香港的有效的治理可以維持到1997年，並在香港回歸中國後仍然得以保存其在香港的利益和影響力，乃至香港居民的「緬懷」。如此一來，英國亦會將被國際社會讚譽為「負責任」的「宗主國」。
英國在香港進行的「去殖民化」工程是英國殖民史上獨一無二的、前所未有的。起初，它試圖將西敏寺制度「半隱蔽地」引入香港，但由於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和阻撓而無濟於事，因此英國只能在香港採取另類的「去殖民化」方式。
「去殖民化」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國接受 1997年之前由行將撤退的殖民政權，在香港施加的英國版的「一國兩制」。然而，英國的版本與中國政府的「一國兩制」藍圖存在巨大差異甚至矛盾，該藍圖的主要特徵包括「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愛國者治港」和「香港不能夠成為顛覆基地」。與此同時，作為對英國「去殖民化」的回應，北京也開始了自己的「去殖民化」的工作，目標主要是在1997年之後，減少英國的「去殖民化」部署對「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的不利影響。
儘管香港回歸祖國已超過25年，但中國政府的「去殖民化」工程尚未大功告成。不懈的「去殖民化」努力，在未來幾年將繼續重塑香港的政治格局。 換句話說，香港自回歸後的政治變化，從中國政府持續進行的「去殖民化」計劃的角度來觀察，可以得到更有意義的理解。
英國的「去殖民化」計劃包含著大量的政策、措施和行動，它們旨在阻礙和扭曲1997年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其中包括在香港部分成功地引入了「代議政治制度」，讓立法局部分議員由選舉產生，强化立法局的政治地位和權力，並讓其獨立於殖民政府; 通過樹立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全面負責的「憲制慣例」，提升立法機關對政府的制衡作用；培養和壯大反共反華分子，將他們置於重要的公職上並賦予他們政治權力；限制、詆毀和打擊中國政府期望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支柱的愛國力量；煽動「親英」和「民主派」陣營與愛國陣營之間的不信任和衝突，從而煽動民衆蔑視愛國人士和分化香港社會; 逐步將政府的權力和職能移交給原有的和新設立的法定機構，削弱政府的「行政主導」能力；在各個政策領域建立獨立的法定機構，加强對政府的監督和制衡；修改和弱化一些與公共秩序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有關的法律，從而削弱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的權力；引入一項涵蓋面廣泛的人權條例，賦予其對其他本地法律「凌駕性」地位；將華人高級公務員培植成為「政治人物」，讓他們在中國政府別無選擇下，能夠成為香港特區的主要領導人，並讓表面上「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變得「政治化」；公然或暗中向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灌輸「反華」、「反共」和崇拜西方的思想和情緒；散佈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不準確或有害的解釋，特別是關於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區的權力和職能；把香港的前途問題國際化，特別是「美國化」，極力引入外國勢力干涉香港事務。
香港的反對派人士，特別是其中的激進分子，並沒有辜負他們的英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米飯班主」的期許。他們不斷向香港居民宣傳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錯誤和歪曲認識，並無休止地指責中國政府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從而挑撥中國政府與香港居民之間的不和。他們利用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議員的權力，阻撓和干擾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管理。他們利用「政治改革」、「人大釋法」、「六四事件」、「國民教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逃犯條例修訂」等高度敏感和分化性議題，竭力挑起政治鬥爭和動亂。他們不遺餘力地詆毀和攻擊愛國力量，阻礙他們的行動和發展。 他們在使社會兩極分化和造成政治不穩定等方面非常成功。他們越來越多地與外部勢力勾結，企圖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把香港變成顛覆和威脅國家安全的基地。隨著美國及其盟國遏制、削弱和孤立中國的行動愈益猖獗，香港反對派的所有這些對抗性和危險活動有增無減地加劇，並最終導致2019-2020年爆發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和長時間的暴亂。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國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愛國勢力逐步採取措施和行動，逐步清除英國、香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對成功時間實施「一國兩制」在回歸前所設置的障礙。由於過去幾年香港政局愈趨嚴峻，「去殖民化 」的步伐在過去幾年中亦有所加快。 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撤銷了香港人權條例的「凌駕性」地位。臨時立法會修訂了《公安條例》，加入「不反對通知書」安排，讓政府得以更妥善地管理及監察各類抗爭行動。建立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以加強政府的政治領導能力，並扭轉公務員隊伍走向政治化的局面。為公職人員建立了嚴格的宣誓制度 ，確保他們忠於國家和香港，並隨時準備捍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香港國家安全法》，以防止香港成為顛覆基地和國家安全威脅的根源。
香港的選舉制度已經徹底改革，內置了嚴格的政治篩選機制，防止「反中亂港」分子參與香港的各級選舉。《香港國安法》和改革後的選舉制度共同讓「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得以實現，激進的「反中亂港」分子及其外部「米飯班主」被驅逐出香港的管治架構，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暢通、合作， 實現了「行政主導」。「去殖民化」帶來的必然結果，是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得到加強，讓它更有能力駕馭香港內外政局，落實重大政策，乃至協調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的工作。同時，愛國力量也因此而得到不斷壯大的機會，香港居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上升，香港居民特別是青年人對中央政府的擁護亦有所提高。國民教育、國家憲法與《基本法》教育、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等思想領域的各種工作獲得系統性和有力的開展。 一些外部組織和個人也受到制裁，從而難以進入香港從事危害國家和香港利益和安全的活動。
總的來看，這些旨在消除阻礙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因素，和遏制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去殖民化」的努力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遠未完成。 鑒於這些任務的長期性、敏感性和複雜性，特別是那些旨在贏得香港居民「人心回歸」的任務， 一場戰鬥不可能取得圓滿成功，因此今後仍要不懈努力，堅持到底。而且，不排除在日益嚴峻的國際環境和不斷變化的香港形勢下， 給「一國兩制」日後全面和準確實踐帶來麻煩的新挑戰將繼續出現，因此中央、香港特區政府、愛國勢力乃至廣大香港居民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努力把阻礙「一國兩制」實踐的一切不利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讓「一國兩制」可以行穩致遠。
香港的反對派和許多西方批評者不斷有偏見地將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變化、發展和事件污衊為中國政府「背棄對香港居民的承諾」、「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通過剝奪香港的高度自治來控制香港」、 或「踐踏香港居民的人權和自由」的例證。他們匆匆忙忙、不負責任和充滿敵意地宣佈香港「一國兩制」的終結。然而，如果我們對過去四十年來香港「去殖民化」和「去殖民化」的兩個歷史過程，以公平、全面和歷史的觀點來分析，並對香港回歸後的發展更作更準確和客觀的觀察，就會產生一個完全相反的論斷。在這個論斷中，中國政府一直忠於並恪守其「一國兩制」方針，而且決心令其成功和持久實踐。直到最近，由於外部勢力及其在香港的政治盟友的阻撓和歪曲，「一國兩制」還沒有得到全面和準確的實施 。尚在進行的「去殖民化」進程，將會為今後「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奠定良好基礎，將確保香港的有效治理和長遠繁榮穩定，並將大力推動香港深入和廣泛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香港橙新聞網［2022-09-03］
